祖父冯国璋：他的人生有怎样的传奇？
祖父冯国璋，字华甫，诞生于1859年1月7日，即清咸丰八年十二月四日。1917年8月1日，他在北京怀仁堂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遗憾的是，1919年12月28日，祖父在北京因病离世，享年六十岁。
去年，恰逢祖父仙逝九十周年。追溯至2007年，河北省河间市的市委与市政府已着手对“文革”期间遭受破坏、位于祖籍河间市西诗经村的祖父国葬墓进行了部分的修复与重建。翌年，即在2009年，一场庄重的公祭活动得以举行。自改革开放三十载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实现了飞速的发展，而在文史研究领域亦呈现出一片新天地。我们秉持客观的态度，对众多历史人物与历史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正是这种努力，激发了我们记录祖父生平事迹的念头。通过对家中长辈口述历史的追忆，我们不仅对相关史料进行了必要的澄清、更正与补充，同时也让世人能够对祖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理念及其人格特质有更为真实与深刻的认识。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刚范先生，笔名公孙訇，对祖父的一生进行了深入而全面的研究，并撰写了《冯国璋年谱》一书（以下简称《年谱》）。刘刚范研究员曾向我们阐述道：“冯老先生之成就，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他作为中国现代军事的奠基人之一，堪称军事理论家与教育家；其次，自民国成立以来，他坚定维护共和体制，反对帝制，是抵制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的关键人物；再者，在担任总统期间，他坚决反对段祺瑞通过武力实现国家统一，主张以和平方式统一国家。”刘先生的这些评价，不仅精准，而且公允。
家境贫寒，辍学参军。
祖父自1871年至1875年在故乡河间的毛公书院潜心读书，学业有成，毕业时成绩斐然，名列榜首。1881年，他踏入保定莲池学院的大门，翌年却因家境贫寒而无奈辍学。1884年，他毅然投身军旅，于天津大沽口扬帆起航。父亲曾向我们讲述，祖父自幼热爱读书，在毛公书院期间便成绩优异。家境所迫，他不得不放下书本，投身军营，最初担任的是一名伙夫。这段幼年的经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凭借在军中的吃苦耐劳与深厚的文化底蕴，祖父不久后便被推选进入北洋武备学堂深造。在学堂休假期间，他返回河间参加乡试，一举考中秀才。随后，他又重返武备学堂，专攻步兵科目。1890年，祖父以优异的毕业成绩，被学堂留任，成为一名教员。
父亲回忆道：“爷爷对聂军门（聂士成将军）深怀敬仰，于是毅然投笔从戎，加入了他的麾下。聂将军以赫赫战功著称，被清朝封赐‘巴图鲁’的荣誉。爷爷恪尽职守，深得聂军门的赏识。”在这期间，祖父被誉为“武校文生”，曾多次随聂将军踏足东北三省边境，协助绘制地图并撰写注释。他任劳任怨，辅佐聂将军编纂了《东游纪程》，使清军对辽东地区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为聂将军日后在东北地区抗击日军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因此，祖父也受到了聂将军的厚爱。
朝鲜战败，小马渡江
1894年6月，祖父随聂将军远赴朝鲜抵御日本。彼时，清政府未能洞悉日本出兵朝鲜的真实意图——实则是为入侵我国做准备。同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随之爆发。鉴于武器装备落后，兵力悬殊，再加上清军统帅叶志超的胆怯与无能，即便聂士成将军身先士卒，祖父亦英勇善战，淮军在先进装备的日军猛烈攻势下，未能有效抵抗。在激战中，聂将军不得不携祖父及士兵们节节败退。这场战争可谓是边战边退、惨烈无比。
《年谱》中记载，彼时冯国璋与随从护兵阎升仅凭一骑马匹，奋力渡过江河。
“马通人性，曾有一日，照料幼马的人来见我们的三伯父（冯家遇，字叔安），称幼马食欲不振，似有不适。三伯父立刻前往查看，轻拍其背道：‘这老东西，还未逝去啊。’略作停留便离去。三伯父方进屋，照料者又急报：‘幼马已躺下，不再进食。’三伯父闻言即刻回应：‘我知晓了。’急忙赶到马厩，蹲下身来轻拍幼马，说道：‘老家伙，你怎的听不懂玩笑话呢？我只是在跟你讲笑话。’遂亲自用精饲料和青草混合，亲自喂食幼马。幼马仅啜食数口，便突然站立起来。三伯父又轻抚安慰数语，幼马这才好转。”
父亲续道：“那二人渡过河流，已是饥渴交加，疲惫不堪，行至山脚，邂逅一位小和尚。他们向小和尚恳求水分与食粮，小和尚在得知他们的姓氏后，说道：‘施主请随我一同登山，我家的师父命我在此恭候您的到来。’二人心中既感感激，又充满疑惑，遂跟随小和尚登山，并在庙中安顿下来。老和尚与爷爷交谈之际，曾言：‘你未来必将成为显赫之人，日后若有需我之处，我必前来寻访……’在庙中休憩数日后，爷爷向老和尚道谢，便返回了聂军门的麾下。”——此事当发生在1895年十月。
‘汝意我已明，远道而来，实属不易。然此镇寺之宝，我难以全数收下。我愿代为保管四只玉碗，玉瓶仍请汝携回，日后或有相见之时。’老僧逗留数日，携玉瓶离去，此后便再无音讯。”父亲推测，老僧所述之东北大难，或许指日军密谋发动侵华战争。那四只玉碗，一直由我们的大姑（冯家逊）妥善保管。“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姑遭受迫害，不幸自杀，那四只玉碗自此音讯全无。
依照长辈的讲述，清朝末年，祖父投身聂士成将军麾下，与聂将军并肩守卫摩天岭长达三个月。那期间，祖父曾与聂将军携手，在一场激战中击败日军。父亲曾回忆道：“尽管甲午战争以失败告终，但爷爷曾随聂将军英勇奋战，以誓死拼搏的决心，率领部下将日军围困，赢得了一场辉煌的胜利。”在摩天岭，聂将军所部军队在孤立无援的困境中与敌交战。祖父凭借其丰富的军事知识，建议聂将军在多个关键位置竖起清军旗帜，布下看似兵力强大的疑阵，以此迷惑日军。同时，他在战略要地部署重兵，巧妙运用兵法中的“虚实结合”、“声东击西”之策。最终，在援军的支援下，成功击败了敌人。在当时的东北战场上，这是唯一一支战胜日军的队伍。因此，聂将军立下了赫赫战功，而祖父亦功勋卓著。经过甲午之战，祖父已成为聂将军的得力心腹和爱将。
当时，我国对日作战的败局已经无法挽回。辽东半岛的陷落之后，清政府无奈之下签署了屈辱的《马关条约》。那是在1895年的1月底，我的祖父跟随聂将军驻扎在山海关。在此期间，祖父因在抗日作战中表现出的勇敢与功勋，已从五品官员晋升为聂军军械局的督办。
祖父曾两度受命赴日本进行军事考察。首度之旅发生在1895年四月，当时祖父以武官身份随同裕庚出使日本。父亲曾向我们描述道：“裕庚先生，乃是祖父在武备学堂的恩师，对他极为赏识。在日本，祖父眼界大开，结识了数位杰出的日本军事人才，并从他们那里汲取了宝贵的知识。他还深入研究了日本的现代军事科学、训练方法与理论。归国后，祖父整理成果，出版了多部兵书。”
‘朝廷中亦有人持有此观点。’”第二次，清政府派遣祖父与官员铁良、风山一同赴日进行军事考察。经过两次的考察，祖父在军事科学领域的认知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在赴日本考察归来后，我所著的兵书曾赠予聂将军及荫昌（字午楼，时任武备学堂总办）。荫昌先生不仅是祖父的恩师，更是对祖父的才华和所撰兵书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与认可。
03、辅佐袁，练新军
1896年的岁末，清政府决定委派袁世凯至小站负责新军的训练。当时，祖父在武备学堂的昔日同窗，如王士珍、段祺瑞等，均已赴小站任职，这引起了祖父内心的极大震动，同时也带来了深深的困扰。祖父虽心向往之，渴望加入新军的行列，然而，他对聂将军的知遇之恩铭记在心，聂将军虽然深知编练新军的必要性，但祖父却难以启齿提出离职的请求。据我父亲所述：“最终，是荫昌大人举荐，袁世凯屡次恳请聂将军放行，聂将军这才将爷爷送至小站。离别之际，两人相对而泣。”
抵达小站后，袁世凯以亲切而礼貌的态度接待了祖父。据记载，袁世凯将祖父所携的数册兵书视为“珍宝”，并赞誉祖父为“学界翘楚”。两位同岁，祖父甚至比袁世凯年长数月（袁世凯生于1859年9月16日，即清咸丰九年八月二十日）。袁世凯素来礼贤下士，不久便以“四哥”之称亲切地称呼祖父，并将新军操练、营务等重任悉数委托给祖父及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张勋、段芝贵、阮忠枢等同仁。祖父在小站勤勉工作，与王士珍、段祺瑞共同编纂了23册全新的练兵教科书，这些兵书遂成为清末我国军事学校编练新军的核心教材。在袁世凯的麾下，三人齐心协力，取得了显著成就，甚至赢得了德国教练的赞誉，后来三人被誉为“北洋三杰”。
父亲回忆道：“在那个小站，爷爷堪称中国人的骄傲。当时，我们聘请了几位德国军官担任教练，德国人颇为傲慢，对中国军官颇有不屑。每当他们有所不当，爷爷都会与他们据理力争。一次，德国人欲动粗，却被爷爷的士兵制止。尽管后来他向朝廷告发爷爷，但最终朝廷还是将他遣送回国。”
关于此事，诸多史料均有记载：昔日小站练兵时，曾聘请数位外籍教官，其中一位德国人名为曼德，其人傲慢无礼，早已被清朝官员所纵容。某日，曼德酒后误时，未能按时参加预定训练，当时祖父与士兵们不畏严寒，在操场上静候，而他迟迟未至。祖父只得亲自前往寻他，他却不仅不道歉，反而蛮横无理，意图动粗，幸被士兵制服，并未对他造成伤害。然而，他却反咬一口，通过德国公使向朝廷诬告祖父。当时，袁世凯亦对此事忧心忡忡。后经祖父提议，邀请英国记者在报纸上揭露真相，舆论一片哗然，朝廷遂下定决心，明确外国教练的职责，并解除了与曼德的合约，将他驱逐出境。此事过后，袁世凯声望大增，对祖父的器重亦与日俱增。
小站练兵在中国现代军事发展的历程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引领了我国军事现代化的起步，更孕育了一大批军事英才和政治领袖。民国初期，众多总统、总理、总长以及众多军事将领均出自小站练兵的摇篮，从而构成了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派”。
“北洋各学堂所培养之英才，不下数千人。今之各级统帅、校尉，乃至部曹、幕职，凡北洋出身者，非曾同窗，即出自其门下。”
小站练兵之后，袁世凯的声望日益攀升，我的祖父也相继被委以重任，历任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督办、练兵处军学司正使、保定北洋陆军师范学堂督办以及署正黄旗蒙古副都统兼陆军贵胄学堂总办等高位，且屡获清廷的嘉许和表彰。
袁世凯对祖父的赏识、提拔与重用，祖父常怀感激之情，多次称“受恩深重”。无论是清朝末年抑或民国初期，袁世凯始终对祖父极为倚重，诸多重要事务均由祖父代为操持。
我时常听到父亲提起：“当年你爷爷在贵胄学堂担任总办之际，那里就读的尽是蒙古和满清的贵族子弟。学堂内还设有专门的‘王公讲习所’，王公大臣们纷纷定期前来聆听讲学。即便是涛七爷（载涛，溥仪的叔父，摄政王载沣的胞弟）也时常光临。对于那些懒散不勤于学业的八旗子弟，旁人往往不敢多加干涉，而你爷爷却毫不畏惧，甚至拿起鞭子严厉管教他们。”这段往事至今仍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