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一份来自最高层的指令，却指向一位前国民党少将：毛泽东叮嘱时任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务必找到莫雄。

这位被中共领导层称作“头号功臣”的人物，其身份档案却从未显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莫雄究竟做过什么，能让革命最高决策者如此惦念？他身上，又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决胜情报

时间倒回1934年9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正进行到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在江西庐山秘密召开了一场最高军事会议。

会议的核心，是部署一份名为“铁桶计划”的绝密军事行动。国民党集结了120万大军，旨在对中央红军主力实施一次彻底的围歼。

令人惊诧的是，这场事关中国革命命运的最高机密会议，竟有一位“局外人”列席。他就是时任赣北第四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的莫雄。

凭借蒋介石的特殊信任，莫雄得以破例与会，并完整获悉了“铁桶计划”的全部细节。这份情报的价值，如同天平上的千钧重锤。

情报必须争分夺秒送达。莫雄立即启动了早已安插在自己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项与年。任务艰巨，九死一生。

项与年将“铁桶计划”的绝密内容，用特种药水密写在四本普通的学生字典上。为了躲避搜查，他甚至不惜打碎了自己四颗牙齿。

他乔装成一名落魄的教书先生或乞丐，历经重重关卡。终于在1934年10月7日，项与年成功抵达瑞金，亲手将情报交给了周恩来。

这份情报，瞬间击穿了中央红军面临的迷雾。此前，因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红军正陷入极端困境，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

中共中央收到情报后，立即做出了战略转移的重大决定。仅仅五天后，也就是1934年10月12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瑞金。

这支拥有8.6万（也有资料称近10万）将士的队伍，赶在国民党军“铁桶”合围彻底完成前成功突围，踏上了漫漫长征路。中国革命的火种，因此得以保全。

信任与契约

莫雄何以能够接触到这份最高机密？这要追溯到1922年。当时，蒋介石在桂林被土匪围困，身陷绝境。

正是莫雄，时任粤军营长，率部星夜驰援，将蒋介石从险境中救出。这份救命之恩，在蒋介石心中留下了极深的印记，奠定了日后他给予莫雄的特殊信任。

莫雄利用这份旁人难以企及的信任，将蒋介石用来围剿红军的绝密部署，反手送到了共产党手中。他把“信任”用在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然而，仅仅是这份信任，并不能解释莫雄的行动动机。早在1930年，莫雄在上海就已经接触了周恩来、李克农等中共人士。

他对国民党内部的腐败与黑暗深感失望，思想逐渐转向，开始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救中国。他主动向中共组织申请入党。

但出于安全和工作便利的考量，中共组织建议莫雄暂不加入，而是作为党外特殊力量提供帮助。莫雄接受了这个“特殊约定”。

这个约定，定义了他“白皮红心”的独特使命。此后他所有的秘密援助行为，都有了明确的动机和身份定位，并非一时冲动。

暗战未歇

“铁桶计划”情报传递后，莫雄的处境变得微妙。尽管功绩巨大，他还是被蒋介石边缘化，调往贵州毕节。

他的新任务是担任“剿共”主任，负责清剿当地的红军残部和游击队。这是一个明升暗降的安排。

但莫雄的内心信念从未动摇。他表面上执行“剿共”命令，暗中却继续帮助共产党。他多次秘密救助在围剿中掉队的红军伤员和散兵。

甚至在贺龙率领的红军部队抵达毕节附近时，莫雄还主动打开城门，让红军入城休整，并提供补给。他的行动，始终与党的需要保持一致。

从江西到贵州，莫雄的贡献并非昙花一现。他将对共产党的承诺贯彻到底，用自己的方式，在国民党内部为革命暗中护航。

功勋永铸

时间来到1949年。广州解放前夕，莫雄因长期营救中共党员和资助游击队，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重点暗杀目标。

在中共地下党的帮助下，他成功逃往香港避难。正是那段日子，毛泽东亲自下达指令，务必找到这位特殊的朋友。

当年11月，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莫雄从香港返回广州。叶剑英还亲自到机场迎接，这份礼遇，足见中央对莫雄的重视。

新中国成立后，莫雄被任命为北江治安委员会主任等职，后又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等要职。他获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地位。

莫雄终生未曾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并非能力不足，而是他对自己有着更高的要求。他认为与那些为革命牺牲的烈士相比，自己的功绩远不足以匹配这份党员的荣誉。

在他心中，那是一种对牺牲者最深沉的敬畏。他将这份谦逊，带到了1980年在广州病逝的那一刻。

笔者以为

莫雄的名字或许没有镌刻在党员名册上，但他的功绩却铸就了一座无形而坚实的丰碑。这座丰碑，超越了党派的界限。

它昭示着在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个体的信任、抉择与道义担当，能够爆发出怎样的巨大能量，深刻地影响一个民族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