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子烈60年代末写了一本名为《往事如烟》的回忆录，后改名为《张国焘夫人回忆录》。书中最后一章述及张国焘叛离延安后，她为争取与张国焘团聚，与当时中共多位高层领导人的交往、对话。其对各领导人的描述个人好恶直接了当，虽可能有偏颇甚至不实之词，但对相关历史感兴趣的读者，仍有一定的可读性。

张国焘妻杨子烈

“子烈同志，你或许有所耳闻，近期党内发生了一宗令人震惊的重大事件。”

“哎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竟然一无所知。”我愣住，好奇地问道。

“国焘走了！”陈云皱眉低头。

“哎呀！他并非派往……。” “不，他已经离开了！”

“他离去了吗？”我低垂着头，声音微弱，内心如同被刀割般痛苦。

“别忧伤，子烈同志。”他真挚地宽慰道。

此刻，一位工人同志端着大盘子送上了四道佳肴，其中包括肉类、鱼类和蛋类，此外还有一碗热汤。陈云示意我用餐。“我已经吃过饭了。”实则我并未享用午餐，只因听闻了张国焘离去的消息，内心悲痛，以至于无法入口。

陈云递给我一封国焘的信，并询问：“国焘在汉口等你，你打算去吗？”我内心涌动着去找国焘的渴望，急切地想见到他。然而，面对这样的邀请，我略显尴尬，只是轻声回应：“让我先想想。”

“太好了，你的胎龄已经几个月了？”他目光关切地注视着我那隆起的腹部。“已经六个月了。”我回答。“那么，务必小心保重！如果听到有人闲话碎语，记得告诉我。”他语气中充满了担忧。

显而易见，在杨子烈的笔下，陈云的形象既善解人意，又充满关怀与体贴。令人颇感意外的是，在那个年代，四碟菜的细节竟包含了肉、鱼、蛋，甚至还附赠一碗汤。若此事属实，那么1938年延安至少高层的生活水平颇显不俗。至于“走了”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现代人产生误解。

翌日清晨，勤务员引领我至毛泽东的居所，恰逢刘少奇与张闻天亦在。我尚未启齿，毛泽东便热情地走近我，温柔地在我肩上轻轻一拍，一边认真一边带着笑意大声说道：“哎呀！子烈，国焘把你抛弃，溜走了！”

我在喉管裏咕了一下，说不出话来。半天才强自镇静的说：“他为甚么要走?我不明白！我想去汉口找他，问个明白，把他找回来。”　“好呀!你若能把国焘找回来，那你就是共产党的大大功臣。”毛泽东高兴得伸出右手大拇指。

“子烈啊，来我这边玩玩如何？”刘少奇和蔼地邀请道。“好的，只是不清楚您住所的具体位置，待会儿我会让勤务员带我去拜访。”我这样回应，然而后来我却并未如约前往。

此刻，张闻天紧锁着那副“布尔什维克”式的坚毅面容，仿佛对我视而不见，挺直了腰杆，起身离去，全程未曾发出一声声响。我心中亦对他心生厌恶，自然不会对他有所理会。

此刻，杨子烈的笔触中毛泽东的形象显得随性而风趣，调侃的语调中隐隐流露出几分戏谑。当杨子烈提及欲前往汉口寻觅张国焘，毛泽东并未施以阻拦，反倒是鼓舞道：“若你能成功将国焘带回，那你便成为了共产党的大功臣。”

此言既可视为一种鼓舞，亦可视作对杨子烈立场的一次试探。刘少奇以亲切温和的态度，主动邀请杨子烈至家中做客；相较之下，张闻天的反应则大相径庭。他面露不悦，默然起身离去，对杨子烈显露出明显的冷淡与排斥，杨子烈对他的反感亦显而易见。

数日后，李富春同志莅临边区政府参与会议。“富春同志，我计划前往汉口探望国焘同志，恳请组织部予以批准。”我郑重地向他提出请求。“好的，此事宜由中央会议做出决定，待会议结束后，我会通知你。”

转眼间，国焘自延安离去已近两个月。关于我前往汉口的事宜，音讯全无。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窗外雨声沥沥，点点滴滴地敲打着窗户。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遂起身坐下，执笔给共产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尊敬的中央领导同志们：胎儿于腹中已满七个月，生产之期即将到来。孩子问世后，我绝不能轻易将抚养重任抛诸脑后，定要精心呵护、悉心养育。然而，育儿之道必与工作相冲突，若无所事事，便无法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众所周知，我有一位慈母，她愿意承担起照顾孩子的重任。因此，我希望能请假回家分娩，将孩子托付于她。待孩子安顿妥当，我便重返工作岗位，在党的领导下继续贡献力量。恳请各位领导批准我的请假请求，不胜感激！

信件内容的大致含义便是如此，岁月悠长，细节早已模糊不清。翌日，我将信件交付给勤务员，嘱咐他转送至中央。然而，三四日过去了，仍毫无音信传来。

我灵光一闪，携子海威及勤务员一同前往组织部。李富春、陈云均在场，我径直开口询问起自己的行程安排。

在中央会议召开之际，毛主席果断作出决定，不准你离京，组织部亦不得擅自安排。

李富春脸色铁青，声音粗犷。

“不行，我要离开！”

“孩子几个月了？”陈云轻声问。

“已经七个月了!”　“要走，就快走!”陈云低声说。

“行！我将立刻前往毛主席那里。”我们随即离开了组织部。

在组织部交涉的过程中，李富春的语气显得冷峻，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是毛泽东的决策让她无法离开。相较之下，陈云依旧保持着他一贯的温和，甚至以近乎劝慰的口吻对她说：“若真要离去，那就尽快行动吧。”这一举动或许暗示，尽管陈云素来行事谨慎，但他对杨子烈的困境仍怀有几分同情，确实是在为她担忧。最终，杨子烈不得不亲自向毛泽东寻求解决方案。

勤务员引领我和长子海威攀登数座土坡，方至毛泽东居住之地。

“毛主席，恳请您恩准，我想回乡抚养子女，能否予以批准？”我诚恳地表达道。

“此事归组织部管辖，你应前往那里寻求协助。”毛的话语中带着一丝低沉。

“不，我方才刚从组织部过来，富春同志告知这乃是你所做之决定。你们双方，相互推诿，如此局面怎能长久？瞧我身怀六甲，奔波劳碌，已是力不从心！如今，你便直接给我开一张条子如何？”我诚挚地请求道。

他沉默了。提起笔，铺开一张洁白的纸张，字迹坚定：“请子烈同志归家。”他边写边说：“你心地善良，这一切的困顿皆因国焘之过。如今，国焘已被戴笠拘捕。戴笠何许人也？你可知，他是国民党中的大特务。你若前往汉口，生育子女的费用，党会全力承担。无论何时，你都可以重返党的怀抱。”

他仿佛在戏谑孩童。“好啦！谢谢您！”我手握字条，心中喜悦，起身告别。面对她的执着，毛泽东终究挥笔写下“让子烈同志回家吧！”的批语。然而，即便在写信之际，他仍试图扭转杨子烈的认知，强调张国焘已被戴笠“拘捕”，并承诺无论何时，她都有机会重返党内。

即便这番言辞是否出自真心尚且不论，其表面之意至少显得友善。然而，在多年积怨之下，杨子烈却将之贬斥为“如同哄骗孩童”。从杨子烈与毛主席的对话中，我们也能窥见一斑——鉴于杨子烈的资历深厚，即便张国焘已被开除党籍，她在寻求帮助时亦无需表现出过分谨慎，她的言辞坦率而直接。

重返组织郡，李富春依旧保持着那副令人不悦的阴沉脸色。接过条子后，他迅速签署了一张通行证，并指向海威询问：“他怎么处理？”杨子烈回答：“自然和我一同回家，他还很年幼！”在获得批准后，杨子烈重返组织部，李富春的态度仍旧冷漠，面容依旧铁青。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同意了她的请求。

抵达汉口后，我仍旧选择入住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汉口与武昌的辽阔景象，让人不禁好奇国焘此刻身在何方。我深知，当前正值抗战时期，全国上下应齐心协力，共御外敌。即便国民党不够明智，亦不会像毛泽东所言，将国焘拘禁起来。

在招待所逗留了两日，共产党的高层领导周恩来与秦邦宪等人均对我置若罔闻。焦虑与不安如影随形，我急忙写下了一张便条，希望能见到周恩来。依稀记得，那便条是在清晨时分派人送往的，而八路军办事处恰巧位于招待所的斜对面，只需站在窗前，便能一瞥办事处的大门。这张便条似乎发挥了作用，晚间有人告知我，秦邦宪要求我立刻前往办事处。

“我清楚国焘的居所，已经派人前去告知，届时他将于明日上午派遣人手来接应你。”秦邦宪见我到来，便如此告知。

翌日清晨，国焘如约遣人前来。在启程之际，周恩来特意邀请我至八路军办事处内的简朴小饭厅中。他手持一杯滚烫的牛奶，夹着两片粗糙的土司面包，边饮边谈。

真是令人不解！我不明白国焘为何会选择退出党组织？我在办事处与他促膝长谈了整整两天两夜，提议让他以党的名义前往莫斯科或其他国家进行考察，但他却坚决拒绝。我曾陪同他拜访蒋先生，但返程时，他却随戴笠一同离去了。唉！请你转告他，党是他亲手缔造的，他不应背离党的宗旨！恳请他重返家园！毕竟，他出身于大地主家庭，生活自无忧虑。

周恩来言辞意味深长。

起初，张国焘在脱离党组织后，积极努力试图弥补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期望他仍能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出国进行考察。

其次，“陪同他拜访蒋先生”，这一表述似乎暗示了周与蒋之间的联系更为亲密。

最终，一方面确认张国焘在建党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此言似乎流露出党已不再对张国焘存有政治上的期待，仅期望他能完全从历史舞台上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