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的台湾，空气中充满了动荡与不安。
20岁的王玉龄，本应是受人尊敬的“抗日名将”张灵甫遗孀，此刻却正经历着人生最黑暗的时刻。
她被骗光所有积蓄，与母亲、幼子在台北的陋巷中陷入绝境。
就在她走投无路，濒临崩溃之际，在时任陆军总司令孙立人的官邸里，这位手握重兵的将军对她许下了一个足以逆天改命的承诺：「来，我送你去美国。」
这句话，不仅是一个女人的重生序曲，更是一位将军在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中，以自己身家性命为赌注的一场豪赌。
01
1947年的初夏，南京城里的梧桐树正绿得发亮，但王玉龄的世界却在一瞬间褪尽了所有颜色，坍缩成一片死寂的黑白。
孟良崮的炮火声，穿透了千里之遥，将她短暂的幸福炸得粉碎。
她的丈夫，那个在战场上被誉为“常胜将军”，在情书中对她写下“我今生只爱你一人，如负你，天诛地地灭”的男人，张灵甫，战死了。
消息传来的时候，这个年仅20岁的女孩，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歇斯底里，甚至没有掉一滴眼泪。
她只是抱着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张道宇，静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在地板上拉出长长的光影，她就那么坐着，从清晨到日暮，仿佛变成了一尊没有灵魂的雕塑。
她不相信。
那个男人高大英武，笑起来眼角会有好看的纹路，他总说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到时候就带她和儿子去游遍名山大川。
怎么可能，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她？
两年前，她还是长沙富商之家无忧无虑的“金枝玉叶”，是捧在手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娇小姐。命运让她在17岁那年，于一场舞会上遇见了42岁的张灵甫。
英雄与美人的相遇，本是乱世中最动人的一抹亮色。
他不顾年龄的差距，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他的成熟、英勇和那份独独给她的温柔，让她无法抗拒。
他们的婚姻，曾是南京城里最令人艳羡的一段佳话。
可生于乱世，英雄的宿命往往是马革裹尸，而美人的命运，也注定要在时代的风暴中颠沛流离。
丈夫的死，让王玉龄一夜之间从天堂坠入了人间。
那栋曾经充满欢声笑语的别墅，变得空旷而冰冷。
她成了寡妇，一个顶着“名将遗孀”光环的、茫然无措的年轻寡妇。
她原本的退路是清晰的——带着儿子回到长沙的娘家。
王家的雄厚家底，足以让她和孩子一生衣食无忧。
她想离开南京，这个见证了她最短暂幸福，也带给她最极致痛苦的伤心之地。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从她成为张灵甫遗孀的那一刻起，她的命运，就已经不再由自己做主。
她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具有特殊政治意义的符号。
02
1948年，战局急转直下，国军兵败如山倒。
南京城内，昔日的繁华被一种末日来临前的恐慌所取代。
人心惶惶，高官显贵们早已开始悄悄地将金银细软打包，为自己和家人谋划着逃往台湾、香港，甚至是海外的退路。
就在这片混乱中，“总统府”的电话开始频繁地打到王玉龄的别墅里。电话那头的声音，总是那么客气，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张夫人，为了您的安全，‘政府’已经为您和令郎安排好了去台湾的船票，请您尽快收拾行装，准备转移。」
王玉龄起初是犹豫的。
台湾，那个隔着一道海峡的陌生岛屿，对她来说遥远得像另一个世界。
她的根在湖南，她的家在长沙。
「我……我想回长沙，我娘家在那边。」
她怯生生地回应道，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随即语气变得有些冷硬：
「张夫人，这是‘总裁’的亲自关怀。张将军为‘党国’尽忠，‘政府’有责任和义务照顾好他的遗孀和遗孤。
如今南京城里龙蛇混杂，很不安全，如果您执意留下，恐怕会发生一些……您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不愿意看到的后果？”
王玉龄虽然只有20岁，涉世未深，但她从对方的言语中，清晰地读懂了那份包裹在“关怀”之下的、不加掩饰的威胁。
她瞬间明白了。她不是王玉龄，她是“张灵甫的遗孀”。他们需要她这个符号，去装点门面，去收拢那些残存的军心。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宣传。
所以，她必须走，无论她愿不愿意。
在巨大的无力感面前，她只能答应。
临行前，她做了一个让许多人都不解的决定。
她没有变卖房产，而是将家中那些笨重却极具价值的书籍、古董字画，悉数打包，用尽关系托人辗转运回了长沙老家。
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是“烈士”遗孀，到了台湾，总会有妥善的安排，后半生的生活应该是有保障的。于是，她只带了一些方便携带的金银首饰和美金现钞，作为安身立命的资本。
她带着年迈的母亲罗希韫和刚满周岁的儿子张道宇，登上了前往台湾的轮船。
船舱里拥挤不堪，空气中弥漫着汗味、霉味和一种名为“恐惧”的气息。到处都是仓皇出逃的人们，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对未来的迷茫与不安。
王玉龄紧紧抱着儿子，透过舷窗看着不断倒退的南京城景，心中五味杂陈。
她以为，这趟旅程，是驶向一个能够遮风避雨的港湾。
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等她抵达台南之后，才发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一场更大、更险恶的风暴，正在前方等着她。
03
初到台湾的景象，在王玉龄后来的回忆中，是一片混乱的灰色。
数十万从大陆溃逃而来的军民在短时间内涌入这个小岛，社会秩序几近崩溃。
「那个时候的台湾，简直乱成了一锅粥。」
她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几十万人一下子涌进来，那些从战场上败退下来的残兵败卒，没了军饷，没了约束，就在街上到处游荡，横行霸道。
我们这些女眷，根本就不敢出门。」
王玉龄自己生得明眸皓齿，容貌绝美，又是孤儿寡母，身边只有一个年迈的母亲，自然更容易成为那些不法之徒觊觎的目标。
为了安全，她和母亲、儿子几乎足不出户，整日待在“政府”临时安置的一间简陋小屋子里。
但危险，并不会因为你的躲避而消失。有时候，它会穿着体面的外衣，主动敲响你的家门。
那天下午，一个西装革履、戴着金丝眼镜的男人敲开了王玉龄的家门。
他自称是“行政院”的官员，更重要的，他声称自己是张灵甫将军生前的旧识和部下，这次是特地前来探望故人之妻。
男人谈吐文雅，举止得体，言语之间满是对张灵甫将军的敬佩和对王玉龄孤儿寡母的同情。
几番交谈下来，不谙世事的王玉龄很快就放下了戒心。
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地方，一个“故人”的出现，就像一缕温暖的阳光。
男人看着眼前这个美丽而忧愁的年轻女子，叹了口气说道：
「张夫人，您还这么年轻，道宇又这么小，总不能一直靠着抚恤金坐吃山空啊。您从大陆带来的那些积蓄，总有花完的一天。
依我之见，您应该学会投资，用钱生钱，这样才能给孩子一个安稳的未来。」
王玉龄闻言，心中一动。
她看看怀里只有一岁多的儿子，又看看身边日渐苍老的母亲，男人的话，确实说到了她的心坎里。
靠着从大陆带来的那点家当，确实不是长久之计。
「可是……我从没做过生意，什么都不懂啊。」
王玉龄有些为难地说。
男人立刻拍着胸脯，大包大揽地说道：
「张夫人您放心！我正好有一个朋友在做进出口贸易，生意非常红火，利润也很可观。您如果信得过我，可以把钱交给我，我帮您投进去，保证稳赚不赔！
您就等着在家数钱好了。」
看着男人真诚的眼神和信誓旦旦的保证，涉世未深的王玉龄几乎没有过多犹豫。
她将自己和母亲从大陆带来的所有积蓄——那些在战乱中保全下来的金条、首饰和美金，一股脑地全部交给了这个男人。
她满心欢喜地以为，自己终于为儿子和母亲找到了一个可靠的依靠，未来的生活有了保障。
结果，那个男人拿着钱，就如同人间蒸发了一般，再也没有出现过。
王玉龄这才恍然大悟，自己被骗了。
那可是她和母亲、儿子全部的家当，是她们在台湾安身立命的根本！
04
倾家荡产，这个词王玉龄以前只在书里读到过。
现在，它像一块冰冷的巨石，狠狠地砸在了她20岁的人生里。
事情发生后，她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抱着儿子以泪洗面。
她想去找国民党的高层帮忙，希望他们能为自己这个“烈士遗孀”做主，抓住那个天杀的骗子。
她鼓起勇气，找到了当初安排她们来台湾的“总统府”官员。可对方听完她的哭诉后，脸上没有丝毫的震惊或愤怒，只是轻描淡写地安慰了几句，然后用一种公事公办的口吻对她说：
「张夫人，您的遭遇我们很同情，但这种经济诈骗案件，我们也很难处理。您是张将军的遗孀，‘政府’是不会亏待您的，您应该得到的遗孀待遇，一样都不会少。」
那这个所谓的“遗孀待遇”到底是多少呢？
王玉龄后来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语气中充满了苦涩与无奈：
「国民党这边，虽然张灵甫是为他们死的，是‘烈士’，但我得到了什么？每个月只有几十斤米、几斤油，而且还要我自己亲自去很远的办事处办理繁琐的手续才能领到。
靠着这点东西，我们一家三口人，怎么过日子？」
现实的残酷，远比她想象的要冰冷。
坐吃山空，连“山”都没了。
王玉龄想过要不要出去找份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养活家人。这个念头刚一萌生，很快，就有人“热心”地为她介绍了一份工作。但这份工作却让她哭笑不得。
那是一个带有某种特工性质的机关，工作内容不清不楚，工资却低得可怜，而且办公地点离王玉龄的住处非常远。
用王玉龄自己的话来说就是：
「每天上下班坐车的钱，比我一个月的工资都高。我去上这个班，不是赚钱，是倒贴钱。」
很明显，这所谓的“介绍工作”，不过是某些人为了堵住她嘴的一种敷衍罢了。
从云端的“名将夫人”，到被骗光家产的落魄孤女；从锦衣玉食的千金小姐，到为一日三餐发愁的单亲母亲。
20岁的王玉龄，在抵达台湾后短短几个月内，就尝尽了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
她每天抱着儿子，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不知道未来的路在何方。
她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和无助。
正是在这种万分窘迫、近乎山穷水尽的情况下，一个人的出现，为她黑暗的人生，重新点亮了一盏灯。
05
那天，一辆黑色的轿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王玉龄破旧的住所门口。
在混乱的台北街头，这样一辆保养得锃亮、挂着军牌的轿车，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车上下来一名穿着笔挺军装的参谋，他客气地向王玉龄敬了个礼，说道：「张夫人，我们孙总司令请您和伯母、公子到府上一叙。」
王玉龄心中满是疑惑。孙总司令？
时任台湾防卫总司令、陆军总司令的孙立人？
这位手握重兵、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她只是在一些官方场合远远见过，并无深交。
他为什么会突然派人来接自己？
是福是祸？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王玉龄抱着儿子，和母亲一起坐上了轿车。
车子平稳地穿过混乱的街道，驶入了一片宁静的区域，最终停在了一座雅致的日式庭院前。
与外面的嘈杂相比，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孙立人和他的妻子张晶英早已在门口等候。
一见到王玉龄，张晶英就快步上前，一把拉住她的手，眼圈微红地说道：「好孩子，真是苦了你了！你怎么不早点来找我们？」
王玉龄愣住了。这亲切的称呼，这发自内心的心疼，让她一头雾水。
直到母亲罗希韫和张晶英相认，王玉龄这才知道，原来，自己的母亲，和孙立人的妻子张晶英是亲戚，论起辈分，王玉龄应该称呼张晶英一声“姨妈”，称呼那位威严的将军一声“姨父”。
这层被战乱和岁月所尘封的亲戚关系，在王玉龄最困难的时候，戏剧性地被重新连接起来，成了她唯一的救命稻草。
一见到亲人，王玉龄多日来积压在心中的委屈、恐惧和无助，瞬间决堤。
她就像一个在外面受了天大委屈终于回到家的孩子，抱着张晶英，放声大哭起来。
「姨妈！我……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她的哭声，撕心裂肺。
06
在孙家的客厅里，王玉龄一边流着泪，一边将自己到台湾后的种种遭遇，一五一十地向孙立人夫妇诉说。
她没有过多地抱怨自己的不幸，也没有开口请求金钱上的资助，只是在最后，当泪水稍稍止住时，她抬起那双被泪水洗过的、异常明亮的眼睛，用一种近乎哀求的语气说道：
「姨父，姨妈，我不想再这样坐以待毙，我不想靠别人的怜悯过一辈子。我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我的母亲和儿子。
我……我想去美国，我想去读书，学一门谋生的本事。」
去美国？
在1949年的台湾，这对于一个普通的年轻寡妇来说，几乎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且不说王玉龄的身份特殊，光是当时紧张的局势，就足以让一张赴美的护照变得难如登天。
这件事，如果王玉龄去求蒋介石，大概率会被毫不犹豫地拒绝。
因为在当权者看来，她这个“烈士遗孀”的符号，必须留在台湾，作为一个政治上的标杆，一个“党国”没有亏待功臣的活证明。放她去思想自由的美国？绝无可能。
王玉龄自己也知道这个想法有多么大胆，她说完之后看着孙立人，心里七上八下，等待着宣判。
孙立人一直静静地听着她的诉说，没有插一句话。
他看着眼前这个虽然满脸泪痕、衣着朴素，但眼神中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倔强与坚定的女孩，沉默了片刻。
他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张晶英对他重重地点了点头，眼神里满是支持。
然后，孙立人将目光重新转向王玉龄，用一种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语气说道：
「好！我送你去美国！」
一句话，掷地有声。
王玉龄听到这个承诺，自己都吃了一惊。
她没想到，这位与自己并无太多交情的“姨父”，竟然会如此爽快地答应她这个近乎不可能的请求。她更不会想到，为了这句承诺，孙立人将要付出多大的代价。
孙立人之所以如此卖力地帮助王玉龄，原因很复杂。
首先，他毕业于美国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在美国军界有着广泛的人脉，疏通关系上相对便利。
其次，是两家人之间千丝万缕的亲近关系。
王玉龄的母亲与他的妻子是表姐妹，这层姻亲关系让孙立人夫妇对王玉龄的遭遇无法坐视不理。
再者，孙立人与张灵甫的关系也相当不错。
两人同为军中精英，在抗日战场上都曾立下赫赫战功，彼此之间惺惺相惜。
如今故人已逝，留下年轻的妻子和幼子在台湾受苦，孙立人于情于理，都觉得自己应该伸出援手。
更何况，孙立人夫妇俩一直未能生育，他们见到粉雕玉琢、聪明可爱的张道宇时，就打心眼儿里喜欢，几乎将他视如己出。
07
从那天起，王玉龄的人生仿佛从黑白的默片，重新注入了色彩。
她成了孙公馆的常客。
她经常带着儿子张道宇去孙立人家里拜访，孙立人和张晶英也总是准备好各种新奇的玩具和美味的糕点等着他们。
每当孙家举办舞会，缺少舞伴时，年轻漂亮的王玉龄也总是会主动过去帮忙，她优雅的舞姿和得体的谈吐，也为孙立人的社交场合增添了不少光彩。
一来二去，两家的关系愈发亲密，在外人看来，王玉龄和张道宇，几乎就成了孙立人夫妇的半个家人。
在帮助王玉龄赴美留学的这件事上，孙立人也显得格外上心和卖力。
他知道，王玉龄的英语基础很差，到了美国寸步难行。
于是，他特地为王玉龄联系了一位美国顾问团的中校军官，让他每周固定时间到孙公馆来，专门为王玉龄补习英语。
孙立人对王玉龄的要求非常严格，几乎是下了死命令。
有一次，他看到王玉龄和那位年轻英俊的美国中校相谈甚欢，便在事后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王玉龄说：「玉龄，跟外国人学习英语可以，但有一条，绝对不许嫁给他们！」
言语之中，充满了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与保护。
然而，随着王玉龄与孙立人一家的来往日益增多，一股看不见的暗流，也开始在政治的漩涡中悄然涌动。
当时在台湾的国民党高层，派系林立，斗争激烈。
孙立人因为是美国军校毕业，并非蒋介石赖以起家的黄埔系嫡系，再加上他在抗战和东北战场上战功卓著，深得美国人的信任和器重，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蒋介石的猜忌和提防。
“功高震主”，是所有当权者的大忌。
而王玉龄呢，她不仅是孙立人身边的“红人”，更是一个一心想要去美国的“特殊人物”。在那些善于捕风捉影的政客眼中，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足以让人产生无限的联想。
「孙立人是不是想通过王玉龄，和美国人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
「王玉龄去美国，是不是带着孙立人的秘密任务？」
各种流言蜚语和恶意揣测，开始在台北的官场上悄悄流传，并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收集起来，送到了某些人的案头。
王玉龄虽然年轻，但在经历了种种变故之后，也变得异常敏感和聪慧。
她隐约感觉到了自己和姨父孙立人所处的危险境地。
为了避嫌，也为了保护自己和孙立人，她在公开场合，始终坚持以亲属的身份称呼孙立人夫妇为“姨父”、“姨妈”，刻意与政治划清界限，生怕自己的一言一行，给孙立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但政治的风暴，一旦开始酝酿，就不是个人的小心谨慎所能阻止的。
08
到1952年，孙立人在台湾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他身边的许多亲信和下属，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审查和打压。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紧张而压抑的气息。
后来王玉龄在接受采访时，曾心有余悸地回忆道：
「其实我还没走的时候，他（指孙立人）身边那个姓黄的女秘书，就已经被特务给抓起来了。
黄秘书和她姐姐都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高材生，我们平时关系很好，都很熟悉。
她被抓走后，我就感觉事情不对劲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
王玉龄赴美的计划，也因此变得更加紧迫。
孙立人必须赶在政治风暴彻底将自己吞噬之前，将王玉龄安全地送出台湾。
这不仅是在完成对一个晚辈的承诺，更像是一种自我保护，他要尽快切断这根可能会被政敌利用来攻击自己的引线。
1952年的一个夏夜，台北孙公馆灯火通明。
但与往日的热闹不同，今晚的空气显得格外凝重。
孙立人刚刚接到一个秘密电话，电话的内容让他脸色铁青。
他挂断电话，在书房里来回踱步，一支接一支地抽着烟。
烟灰缸里很快堆满了烟蒂。
妻子张晶英推门进来，担忧地看着他：「仲能（孙立人字仲能），是不是出事了？」
孙立人掐灭了手中的烟，抬起头，眼神中是前所未有的凝重。
「晶英，不能再等了，」他声音低沉，却异常清晰，「必须马上送玉龄走，越快越好。今晚，就今晚。」
张晶英的心猛地一沉，她了解自己的丈夫，若非万不得已，他绝不会如此仓促。
「是……那边有动作了？」
她试探性地问。
孙立人没有直接回答，只是走到窗边，望着外面沉沉的夜色，缓缓说道：
「有些网，一旦开始收紧，就不会给网里的鱼任何喘息的机会。玉龄和道宇，不能成为别人的鱼饵。」
他口中的“那边”，指的正是无孔不入的特务系统。刚刚电话里的消息，是他安插在情报部门的一位旧部冒死传出来的。
特务机关已经成立了一个针对孙立人“通美”嫌疑的秘密调查小组，而王玉龄作为与孙家往来密切、且即将赴美的“特殊人物”，已经被列为外围调查的重点对象。随时可能被“请去喝茶”。
一旦王玉龄落入特务手中，以那些人的手段，任何无中_生有的罪名都可能被罗织出来，到时候不仅王玉龄自己前途尽毁，更会成为攻击孙立人的致命炮弹。
半小时后，深夜的台北街头，一辆军用吉普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王玉龄的住所外。
王玉龄被从睡梦中叫醒，看到来人是孙立人的副官时，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她来不及多想，匆匆给母亲和儿子盖好被子，便跟着副官上了车。
孙公馆的书房里，孙立人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王玉龄面前：「玉龄，你和道宇明天一早就走。这是去美国的机票，还有一些美金，你先拿着应急。」
王玉龄愣住了：「明天一早？可是……」
「手续的事情，你不用担心，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
孙立人打断了她的话，语气不容置疑，「现在，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玉龄，你是个聪明的孩子。有些事情，我不便多说，但你必须相信姨父，我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
王玉龄瞬间明白了。
一股寒意从背脊升起，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张晶英走上前，将她揽入怀中，从自己的手腕上褪下一个成色极好的翡翠手镯，戴在了王玉龄的手上。
「这个你拿着，万一遇到急事，也能换些钱。到了那边，记得给我们写信报平安。」
09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王玉龄便带着母亲和儿子，在孙立人副官的护送下，悄悄赶往了松山机场。
一路上，她紧紧抱着儿子，手心全是冷汗。
她不敢回头，怕看到这座让她经历了短暂幸福和无尽痛苦的城市，更怕看到那些可能隐藏在暗处的眼睛。
机场里，一切都已安排妥当。
孙立人动用了他与美国军方的私人关系，为王玉龄一家安排的是一架即将返回美国的军用运输机，这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开台湾当局的耳目。
登机前，副官将一个沉甸甸的包裹交给王玉龄，郑重地敬了一个军礼：
「张夫人，孙总司令让我转告您：到了美国，忘掉过去，不要回头，努力向前看。您和道宇的未来，就是对他最好的报答。」
王玉龄含泪点头，抱着儿子，搀着母亲，一步步走上了飞机的舷梯。
当机舱门缓缓关闭，隔绝了外面潮湿的空气时，她透过小小的舷窗，最后望了一眼这片土地。
她知道，自己的人生，将从这一刻起，被彻底改写。
飞机起飞的巨大轰鸣声，像是对过去所有苦难的一声告别。
10
1952年的纽约，对于初来乍到的王玉龄来说，是一个光怪陆离、全然陌生的世界。
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汽车洪流，以及街头巷尾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都让她感到一种巨大的冲击和不安。
孙立人给的钱，在物价高昂的纽约，只够勉强维持短期的生计。
她带着母亲和儿子，在皇后区租了一间狭小的公寓。
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生存问题。
她深知，语言是第一道难关。
她将儿子托付给母亲照料，自己则报名参加了社区的免费英语学习班。
白天，她像个小学生一样，跟着老师从ABC开始学起，晚上回到家，等母亲和儿子睡下后，她就在厨房昏暗的灯光下，抱着字典啃读报纸，直到深夜。
那段日子是极其艰苦的。
她不仅要面对语言障碍和文化冲击，还要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
对未来的迷茫，对亲人的思念，以及内心深处那份对孙立人安危的担忧，时常让她在夜里辗转难眠。
但每当看到儿子熟睡的脸庞，想到孙立人临别前的嘱托，她就告诉自己，无论多难，都必须咬牙坚持下去。
为了节省开支，她学会了精打細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她不再是那个锦衣玉食的“金枝玉叶”，而是成了一个为了几美分跟菜市场小贩讨价还价的家庭主妇。她放下了所有的骄傲和身段，唯一的念头就是活下去，并且要活得有尊严。
英语稍有起色后，王玉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她要去上大学。
她清楚地知道，仅凭打零工，永远无法真正改变命运，只有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才能在美国社会立足，给儿子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个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反对。
罗希韫心疼女儿，觉得她一个女人家，拖家带口，能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错了，何必再去吃读书的苦。
但王玉龄异常坚定：
「妈，我不想一辈子都靠别人的救济和怜悯过活。灵甫是英雄，他的儿子不能在一个没有希望的环境里长大。
我吃的这些苦，是为了让道宇将来可以不用吃苦。」
她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报考了纽约大学的会计专业。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因为会计工作稳定，收入可观，是当时一个女性能够谋求到的最好职业之一。
大学生活对王玉龄来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她要一边照顾家庭，一边应付繁重的学业。
每天，她都是第一个到教室，最后一个离开图书馆。
11
就在王玉龄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开始看到一丝曙光的时候，一个从台湾传来的消息，将她再次打入了冰窟。
1955年的一天，她在唐人街的报摊上，看到了一份来自台湾的报纸。
头版头条上，孙立人将军的照片赫然在目，标题却触目惊心——《孙立人兵变案》。
报纸上用极尽污蔑的言辞，指控孙立人勾结美国，意图发动兵变，谋反叛乱。
他被撤销一切职务，并被处以“永久软禁”的惩罚。
王玉龄拿着报纸，浑身冰冷，仿佛血液都凝固了。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个正直、威严、在她最绝望时向她伸出援手的“姨父”，怎么可能成为“叛乱分子”？
她立刻想起了1952年那个紧张的夜晚，想起了孙立人欲言又止的表情和那句“为了保护你”。原来，在那时，政治的绞索就已经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他拼尽全力将自己送出台湾，就是为了不让她成为这场政治迫害的牺牲品，甚至是被利用的工具。
巨大的悲痛和愧疚瞬间淹没了她。
她觉得，是自己连累了姨父。
如果不是她与孙家过从甚密，如果不是她执意要去美国，或许政敌就少了一个攻击孙立人的借口。
那几天，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不喝，泪流满面。
她恨自己的无能为力，远隔重洋，她甚至无法为自己的恩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
母亲抱着她，同样老泪纵横：
「玉龄，这不是你的错。你姨父的功劳太大了，又不是‘那个人’的嫡系，他早就容不下他了。
他把你送出来，是做对了，至少，你和道宇是安全的。」
母亲的话点醒了王玉龄。
她擦干眼泪，重新站了起来。
她知道，沉浸在悲伤中于事无补。
姨父已经蒙冤，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更好地活下去，将儿子培养成才，以此来告慰恩人的在天之灵，证明他当年的冒险和付出，是值得的。
这份悲愤，化作了她求学和奋斗的无穷动力。
12
1958年，王玉龄以优异的成绩从纽约大学毕业，获得了会计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她凭借出色的专业能力和流利的英语，成功应聘进入美国航空公司，成为一名财务人员。
这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对于一个华人女性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她终于靠自己的双手，为母亲和儿子撑起了一片安稳的天空。
她有了体面的工作，稳定的收入，她们从狭小的公寓搬到了宽敞明亮的房子里。
儿子张道宇在她的精心培养下，也健康快乐地成长，学业优异，继承了父亲的英武和母亲的聪慧。
王玉龄的生活，似乎终于迎来了风平浪静的岁月。
但她的心中，始终有两个男人的影子，一个是给了她短暂爱情的丈夫张灵甫，另一个是给了她新生和希望的恩人孙立人。
她终身未再嫁。
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曾淡淡地说，她这一生，心里只装得下这两个人，再也容不下第三个。
她将对孙立人的感恩深深埋在心底，并通过各种渠道，默默地关注着他在台湾的消息。
她知道他被软禁在台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每当逢年过节，她都会朝着东方的方向，为他和姨妈张晶英默默祈福。
岁月流转，王玉龄在美国的事业蒸蒸日上，她凭借自己的才干和努力，一步步晋升，最终做到了美国航空公司总会计师的职位。
她将儿子抚养成人，送进了大学。
曾经那个在台湾走投无路的20岁寡妇，终于在异国他乡，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独立、坚强、有尊严。
1988年，被软禁了33年之久的孙立人将军终于恢复自由。
而此时的王玉龄，也早已是两鬓染霜。
当她从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时，泪水再次模糊了双眼。
她知道，她后半生的所有成就与安宁，都源于1948年那个下午，孙立人在客厅里对她说的那句承诺。
「来，我送你去美国。」
这一句话，穿越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也见证了一段乱世之中，超越政治、闪耀着人性光辉的恩情。
王玉龄用她一生的奋斗和坚守，报答了这份恩情，也为自己的人生，写下了一个令人敬佩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