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盛夏，红一方面军行至四川懋功县，与红四方面军完成会师，不久，指挥架构随之调整。此时，李特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教育长，莫文骅担任党总支部书记。由于政治部主任尚未到任，莫文骅暂时主持政治部的工作，校长和政委职位同样悬空，两人便共同负责学校的运营管理。五日跋涉，穿越草地，队伍抵达巴西地区。

彼时，中央对于红军北上抗日与西进另建革命根据地的争论已传遍各部，形势严峻，每位指战员都密切关心未来的抉择。红一方面军成员普遍倾向随毛主席北上，但对于西进的可能性仍存疑虑。反复南下，重返险恶草地，是大多数人所不愿的困境。

此时，张国焘势力仍然强大，他牢控红军总司令部，权力集中于红四方面军总部。朱德任总司令，张国焘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总参谋长，叶剑英则担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营地气氛紧张，议论四起，情势一触即发。

一天凌晨时分，李德来到莫文骅床前，将他叫醒，语气郑重：“赶快起来，中央已决定北上，命令不久即至。你要稳住队伍，尤其要注意李特，防止他将队伍带走，还要提防他对你使绊。”李德作为王明从莫斯科请来的军事顾问，是“左”倾机遇主义军事路线上重要推手，但此刻却支持北上抗日决策。莫文骅与李特之间的争执，李德并不陌生，此番提醒也显然是受到军委的指示。

莫文骅迅速开展动员，布置相关任务，并通知青年干事张正光前去骑兵科长苏进处，要求其立即整队，随中央部队启程。各项准备就绪后，队伍迅速集合，开始向北进发。在路途中，为防止李特擅自变更行军方向，莫文骅带领几位同事与他同行，密切关注其举动。此时，李特情绪低落，全程沉默跟随大部队。而新到任的政治委员何畏，在接到继续北上的指令后，却以联系军委为由，携卫队转向西进，前往张国焘驻地。

大约数十里路后，中央直属队于中午抵达一处山脚村落。村庄破败，毗邻一条浅河，适宜部队短暂歇息。休整未久，红军大学队伍忽然陷入混乱。原来，受李特煽动与压力影响，红四方面军的三百余名学员不愿随中央北上，坚决要求返回。骑兵传递消息称，红四方面军总部下令要求所属学员即刻回营，还有传闻称红四方面军部队正在追赶，可能随时发生冲突。

面对这局面，红一方面军学员愤慨不已，他们痛斥张国焘和李特的做法，积极展开思想工作，劝说红四方面军同志北上抗日。部分四方面军成员确有随行意愿，但李特却用皮鞭鞭打反对返回的干部，口号高呼：“别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还能吃大米！”局势愈发激烈。

这时，李德与李特双方激烈争执，甚至用俄语对骂，周围懂俄语的战士解释说，李德称李特为“流氓”，李特则反击为“赤色帝国主义”。许多战士对此义愤填膺。

危机时刻，毛主席从小屋缓步走出，他淡然对李特道：“不必再闹了，彭德怀已到。”只见彭德怀正涉河而至，队伍后方掩护。李特对于彭德怀始终心存忌惮。毛主席转而对四方面军同志表示，“可以回去”，又劝莫文骅不必继续规劝，并安抚红一方面军学员，“让他们去，他们以后会回来。”指令下达，红四方面军的同志们虽有不舍，也只得分道扬镳，随李特逐步撤离。

在张国焘错误领导下，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正式分裂。由毛主席率领的红一方面军继续坚定北上，途经险峻的腊子口，最终于1935年冬顺利抵达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而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随后遭受重大损失。不到一年后，朱德、任弼时、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领导发起坚决抵制张国焘之举，红四方面军官兵选择与红二方面军并肩北上抗日。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以及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这一合流为后续抗战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事后回顾，毛主席的预见得以兑现“让他们回去，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