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新中国的文艺界迎来了一部重量级的作品，那就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部剧用震撼人心的场面和激情四溢的表演，讲述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历经千辛万苦、英勇斗争的革命故事，把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展现得淋漓尽致。仅仅一年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三家联手，把这部作品搬上了大银幕。经过精心打磨，电影版《东方红》内容更加丰富，场景更加壮观，还增添了更多的民族元素和特色，一跃成为“红色经典”中的顶尖之作。

总理他老人家自己动手安排了所有事情。

新中国头一回弄的大型音乐舞蹈大作《东方红》，是为了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准备的一份“大礼”。这事得从1960年说起，那时候空军头儿刘亚楼去朝鲜访问，看到了一台叫《三千里江山》的大型歌舞，里面大都是战争时候的老歌。他回来后，就让空政文工团搞了个《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选了46首土地革命和抗战时候的歌，还加了舞蹈。上海文化局的人看了这个，觉得挺好，也跟着搞了个更大的歌舞表演，叫《在毛泽东旗帜下高歌猛进》，是为了纪念上海解放15周年。1964年5月23日，第五届“上海之春”音乐节上，这个表演首演了，上海的好多文艺团体、戏剧学校，还有一些业余合唱团、童声合唱团，加起来2000多人一起上，歌颂中国共产党带着人民革命、夺权、建国的功绩，场面相当壮观，大家都看得热血沸腾。这事儿后来被国务院的陈毅副总理知道了，他推荐给周恩来总理看。周总理一看，也激动了，心想咱也得搞这么一台晚会，给建国15周年庆祝一下。中宣部、文化部、解放军总政治部这些大领导都同意了，立马组了个班子，找了好多有名的诗人、作曲家、舞蹈家来创作。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的文艺单位，还有部队里的，加起来70多个，音乐、舞蹈、舞台美术的都有，再加上北京的工人、学生这些业余合唱团，一共3500多人，一个多月就准备好了。周总理说了，得用艺术的形式把中国革命的历史在舞台上展现出来。所以他们就唱歌、跳舞、演戏一起来，讲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近百年的革命故事。一共八场，从“东方的曙光”到“世界在前进”，30多首歌，20多个舞，还有5个大合唱、7个表演唱，18段朗诵，这就是音乐舞蹈大作《东方红》。1964年10月2日晚上，这个表演在首都人民大会堂上演了。两个多小时的演出，最后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的大合唱中结束。大厅里灯都亮着，上万的中外观众都站起来，掌声响了好长时间。10月6日晚上，毛泽东这些党和国家的大领导也来看了，都说好。16日下午，毛泽东还亲自见了参加创作演出的所有人，一起照了相。

《东方红》首次登台亮相后，火得一塌糊涂，好多国际朋友和其他各界人士都吵着说要拍成电影，好让更多人看到，既能宣传又能教育。周恩来总理特别上心这事儿，10月16号，他陪着毛主席一块儿见了《东方红》的所有创作人员。之后，他立马把相关领导叫到中南海西花厅开会，说希望搞电影的和搞舞台的能联手合作，让国内外的观众都能看上这部电影，这事儿意义重大。他还把任务交给了北京的八一、北京和中央新闻这三个电影制片厂，让他们一起来干。这几个厂都赶紧把自家的顶尖艺术人才集中起来，热火朝天地准备起来。

1964年底到1965年初那会儿，四届政协头一回开会和三届人大首次会议都在北京举行了。周恩来总理就借着这个机会，把电影圈里的政协委员、人大代表，还有三个电影厂的领导和拍片子的主要人员都给叫到一起，开了场关于拍电影的座谈会。他还特地请了彭真、周扬、江青这些人来。座谈会上，那些电影界的大佬们热火朝天地聊开了，说的是以后拍电影怎么既能留住舞台演出的长处，又能把电影艺术的本事使出来。大家纷纷发言，出主意想办法，场面挺热闹的。

周恩来着重指出，“咱们搞《东方红》这部作品，核心原则就是要钻研并推广毛泽东思想。拍电影时，情节得清晰，从头到尾都得体现毛泽东思想。有了这个方向，咱们再动手改编，争取把舞台上那些不足给补上。”他还具体说到，“既然是史诗，那就得按史诗的路子来写，别整成讲故事的本子”，“得有胆子展现社会主义的新风貌，突出无产阶级的特色”，“还有，得贴近老百姓，走群众路线”等等。

基于周恩来的提议，并且考虑到电影拍摄的实际需求，会议上大家商量后决定对原先的《东方红》组织指挥小组，就是那个我们常说的大歌舞“总指挥部”，进行扩大和调整。除了之前就在的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还有代理文化部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周巍峙，这次又加上了文化部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以及八一厂、北影厂、新影厂这三个电影厂的头头们，王牧、李牧、彭后嵘他们。总指挥还是陈亚丁来当，导演呢，选了八一厂的王苹和北影厂的李恩杰。摄影这块儿，八一厂的薛伯青、北影厂的钱江，还有新影厂的张邵滨、董健来负责。具体拍摄的组织领导工作，主要是八一厂来挑大梁，八一厂的党委成员陈播、张景华、王牧来主导。不管是从哪儿调来的人，都得听八一厂的。为了让电影的艺术水平更上一层楼，指挥部还特地搞了个“电影导演团”。

一直努力做得更好，追求极致的完美。

周恩来曾说过，把《东方红》这台戏变成电影，可不是直接拿舞台上的录像来凑数，而是要重新搞一次艺术创作，这可是个创新的大工程。他亲自召集大家开会讨论后，拍电影的和原来舞台上的演员们就开始一起忙活起来，花了好几个月时间。他们到处找人提意见，一点点地改进舞台上的表演，还组织了专门的彩排来看效果，做了不少艺术和技术上的尝试，还有其他好多准备工作要做。

虽然舞台表演挺成功，也给拍电影打了个好基础，但因为准备和排练的时间太赶，有些地方做得还不够细致。所以，修改原来的内容就成了重头戏。修改主要围绕三块来进行：第一块，按照毛主席看完后的建议，；第三块，就是其他节目内容和艺术表现，比如朗诵词也得调一调、改一改。这修改的活儿可不小，而且每改一处都得周总理点头才行。那时候，我们就是改一场审一场，一直忙到1965年3月上旬，整部戏才算定下来，然后才开始弄电影剧本，同时进行试拍。

就像《东方红》舞台剧的诞生过程，周恩来一直亲自关心着，从修改剧本、排练到试拍等每个重要步骤，他都直接给出指导并提供了具体帮助，因此被大家亲切地叫做“总指挥”。

《东方红》这部剧，政治意味浓厚，历史感十足。它里面讲的历史大事，像党的成立、秋收起义、遵义会议这些，都是周恩来特别看重的。他要求这些事儿得重点展现，而且艺术效果也得做到最好。那次六场联排审查，都演到半夜12点了，周恩来还是立马拉着指挥部领导和做剧的人一起聊想法。他觉得改得好的地方，那是真夸，尤其是“遵义会议的光辉”那段，前面加了首“红军想念毛主席”的歌，他觉得这想法真棒，把毛主席的领导地位给体现出来了，也代表了大家的心声。最后那个大船的舞蹈造型，就是代表中国革命乘风破浪的那个，创意也挺好。不过舞蹈动作不太整齐，还得再练练。

接着，周恩来针对每一幕每一节都给出了建议，总共有二十多条。有的意见关乎党的方针或重大历史背景的展现，比如“长征途经彝族地区”那场戏，他觉得把给红军引路的彝族首领改成彝族老人不太合适，因为那时候，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同样受到国民党的欺压，如果不争取首领的支持，根本没法通过那片区域。再比如“打土豪分田地”那段，他觉得改成三个地主比只有一个地主更清楚，但用梭标押着他们下场，好像是要杀他们一样。那时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很少杀人，最好还是改成让他们戴高帽游街示众，免得别人看了以为我们抓到人就杀。对于“井冈山会师”里的旗帜问题，他指示南昌起义部队的旗帜可以不挂，会师的两边（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用红军的旗帜，都写上“中国工农红军”，这段的旁白已经提到了“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这两支革命武装”，这样就行了。他又一次以谦逊的态度看待自己领导的南昌起义这一历史事件，强调这是党领导的，不是他周恩来个人领导的，重申不能与秋收起义相提并论，而且南昌起义最后是失败了。就连背景的一条标语、一面旗帜、一句口号，还有演员的妆容这些细节，只要有不合适的地方，他都一一指出来并给出改正意见。“苦难岁月”那场戏，背景公园门口的“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字应该从右往左写或者上下写，现在从左往右写是现代的写法；“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那场戏，旗帜上的“工人万岁”应该改回“劳工神圣”，这样更有时代感；“井冈山会师”那场戏，苏区女赤卫队长的发型要梳成短发，一条大辫子不符合当时的情况。

在拍摄试验阶段，器材和技术上都碰到了不少麻烦，好在周恩来总理出手相助，问题都一一解决了。那时候，咱们国家拍电影大多用的是国产胶片，质量上跟国外的比确实差了点。为了支持《东方红》的拍摄，电影局特意想办法弄来了英国的“伊斯曼”和西德的“阿克发”彩色胶片，打算拍宽银幕和普通银幕两个版本。可一试拍，发现“阿克发”的质量不行，“伊斯曼”呢，又过期了，颜色既不鲜亮也不明快。而且，这两种胶片因为性能不一样，拍摄和洗印都特别费劲。摄制组就提议，能不能换一种新胶片，只用一种就行，但当时条件有限，这事儿没办成。周恩来总理听了这事儿，当场就给拍了板：“你们去找外贸部的林海云副部长，就说是我的意思，让他从英国进口原装的伊斯曼胶片，宽银幕和普通银幕的都要，专门给大歌舞摄制组用。但这次可得买新的，不能再出岔子了，得跟外商签合同，保证质量。”

全体制作团队被周恩来总理为《东方红》付出的巨大努力所打动，在拍摄快收尾时，大家不谋而合，想着请他题个字，再亲手写下片名，留个纪念。周总理一看领导小组的申请，高兴得很，大笔一挥，写下了“力求完美，超越前人”八个字，这既是对大家的暖心加油，也正好反映了拍摄团队的实际情况。至于片名字体，周总理提议用毛主席那独具特色的书法字体来拼，这样更有深意。

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成果。

1965年6月10号，电影《东方红》正式动手拍了。为了让电影能在国庆节准时上映，摄制组兵分三路，跑到人民大会堂的大礼堂、北京体育学院的田径场，还有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棚子里头，同时开拍。这三个地方都特别给力，帮了大忙。人民大会堂那边，为了拍戏，管理局还特意把大礼堂的椅子都给拆了，腾出地方来放轨道和升降车。北京体育学院新建的田径馆，自己还没用过呢，就直接拿出来了。北影厂那边生产任务忙得不行，但还是把条件最好的大棚子让出来了。为了拍出舞台上那种热闹劲儿，除了原来在舞台上表演的首都、部队，还有全国七十多个单位的音乐舞蹈人员，舞台两边的合唱团还是选了首都几所大学的六百多名大学生来唱。这里面还有个人，以前是清华大学学生合唱团的团长，后来成了党和国家的大领导，他就是土木工程系的胡锦涛。另外，还特地请了北京各行各业的人，还有少数民族的兄弟姐妹，凑了上万人来当观众。这组织工作特别麻烦，但大家都特别配合，井井有条。摄制组的同志们到处跑，三地来回窜，没日没夜地干活。那时候北京天热得要命，在摄影棚顶上照明的同志们，得在四十多度的高温下头干活，可他们一句怨言都没有。每个人都劲头十足，特别认真，特别有责任心，就想着要把电影拍好，让《东方红》在电影里也能像在舞台上一样精彩。那时候讲究“革命化”，所以拍电影的人跟舞台上一样，都不留名，电影最后字幕上就简单写了一句：“首都文艺工作者和工人、学生业余合唱团三千多人一起创作演出的。”

毛泽东等国家的重要领导人都到场观看了电影《东方红》。

要达到周恩来所期望的电影效果，就像观众亲自坐在大会堂欣赏《东方红》那样，导演和摄影师可是下足了功夫。他们在片头设计了一连串精彩绝伦的场景：天色渐暗，城市灯光慢慢亮起，天安门广场显得特别庄重壮观，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大门敞开，热情地欢迎着一波又一波的观众。这国泰民安、盛世太平的画面，预示着即将上演的是一场气势恢宏、震撼人心的演出。跟着熙熙攘攘的人群，镜头带我们走进了灯火通明的大会堂。这里采用了一种特别的手法，让观众仿佛亲自漫步在大厅，一步步走上楼梯，来到万人礼堂的演出现场，感觉特别真实亲切。接着，镜头又切换到一个特写，就像是观众自己在抬头看那满天花板像星星一样亮的灯，然后再慢慢移到观众手上的节目单。随着音乐越来越响，《东方红》这三个大字就自然而然地跳进了观众的眼帘，隆重又不失自然地把大家带进了演出。到了片尾，设计得也是别具一格。全场一万多名观众和舞台上的演员一起，齐声高唱《国际歌》。这不仅标志着演出的结束，也让《东方红》这部剧的意义得到了升华。它展示了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带领下，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终于站在了世界的东方，决心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

拍摄任务到9月18号大体搞定，制作团队赶紧弄出了混音样片。周总理还有总参谋长罗瑞卿、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他们，连夜看了样片后都很满意，但也给了一些改进建议。主要是说整个片子内容怎么安排、节奏怎么把控，得有紧有松、有高有低，得让观众看得明白，每个时期、每段故事都得分得清清楚楚，这样电影的情节和条理才会更清楚。周总理特别鼓励大家：“大伙儿再加把油，把它做到最好，争取早点弄完，国庆节就能上映了。” 主创团队仔细琢磨了这些意见，进行了修改和补拍，后期制作也是下足了功夫，最后顺利完成了任务。

国庆节10月1号那天，电影《东方红》用宽银幕和窄银幕两种方式开始放映。观众们反响特别热烈，都说这部电影好，就像一本活生生的中国革命历史书，艺术水平高，感染力也超强。它把音乐、舞蹈、诗歌、美术都融合在一起了，真是个佳作。把中国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历程都搬上大银幕，让观众看得明白又感兴趣，这可不是件简单的事儿。《东方红》绝对称得上是部了不起的艺术大作。

不过，到了1966年2月份，江青和林彪两人合计，由江青牵头搞了个“部队文艺座谈会”。在这次会上，他们居然把新中国成立以来17年文艺方面的成绩全给否定了，还挑剔周恩来亲自抓的《东方红》有好多问题，愣是没把它算作好剧目。后来，“文化大革命”真的闹起来了，江青借着当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权力，把《东方红》还有好多所谓的“坏电影”都给封杀了。一直等到1977年初，《东方红》才作为“文革”后头一批重新放映的电影，又回到了大银幕上，大放光芒。那时候，周恩来已经去世一年多了，距离拍这部电影也超过12年了。这事儿说明，《东方红》这部电影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越放越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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