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鲁迅虽为同胞兄弟，却在政治思想领域分道扬镳。鲁迅乃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亦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同时，他亦被誉为“民主战士”。

令人震惊的是，他的亲弟弟竟沦为汉奸，背叛忠孝，曾任职于伪政府，使得一位文坛才子就此沦陷，令人不胜唏嘘。建国之后，鉴于个人境遇，他亦曾致信周恩来总理寻求工作机会，信件转呈毛泽东主席后，主席果断回应了八个字。这八个字究竟是什么？

周作人早期的生涯堪称卓越，他留学日本，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日本侵略者控制的伪华北临时政府在北平设立了机构。他的同乡汤尔和被任命为伪教育部长，并力邀周作人加入伪政府。然而，那时的周作人并未对此作出回应。

继而，我国北平迎来了日本“报告文学会”与“中日文化协会”联合举办的座谈会，周作人先生受邀与会并发表演讲。该演讲经日本媒体转载后，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热烈反响。

一时之间，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纷纷要求将周作人等汉奸驱逐出文化领域。茅盾、老舍等知名人士亦曾力图挽救周作人，呼吁他撰写公开信，投身抗敌建国的事业。然而，周作人固执己见，不愿离开北平。

1939年1月4日，天津抗日杀奸团得知周作人藏身于清华园，遂决定对其予以惩戒。该团伙向周作人射击后迅即逃离现场，方后才得知他并未丧命。

此后，在法庭之上，周作人坚称此事乃日本人的陷害之举。得知此事的日伪警察，将其视作抗日分子所为的阴谋，于是决定派遣日本官员常驻周作人宅邸。

因此，周作人丧失了人身自由，沦为伪政权的傀儡。自那以后，他的思想亦逐渐偏向伪政府一方，接连出版散文，发表言论，为汉奸政权与日本政府涂脂抹粉，鼓吹“东亚共荣”的理念。

1941年伊始，周作人受命担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一职，同时身兼剿共委员会成员、新民总会会员，更以教育督办的身份赴日本进行访问。

在伪满洲帝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周作人与汪精卫一同踏足东北，拜访了溥仪。他们更身着日本军服，头戴日军战斗帽，陪同伪华北新民青少年团正统监王揖唐检阅了于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盛大分列式。由此，周作人彻底沦为了卖国求荣的汉奸。

1945年，在民众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启动了肃奸行动，周作人因名列大汉奸名单而首当其冲。同年10月6日，周作人收到了一张来自华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的邀请函。彼时，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其他几名汉奸。就在他们齐聚一堂之际，戴笠麾下的军统特务突然现身，将他们当场逮捕，并随后被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6月17日，周作人遭到侦查并面临起诉。对于其在伪政府任职的事实，他坦白承认，但同时辩称自己仅是敷衍应付，未曾协助敌人。随后，首都高等法院检察署向法庭提交了公诉状。

在拘禁期间，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联络了十四位文学界的知名人士，恳请法庭从轻发落。经首都高等法院特种刑事庭审理，周作人因共同通谋敌国及图谋反抗本国的罪行，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同时剥夺公权十年，除留家庭必要的生活费用外，其余全部财产予以没收。

继而，周作人申诉以求法院能够宽待，最终法院综合其个人情况，认定其在伪职期间主要涉及文化领域，并无重大罪行，且曾参与抗战并作出了一些有益于民众的举动，故决定从轻发落，将刑期改判为十年有期徒刑。尽管周作人对此判决仍持异议，但终无改变。

直至1949年初，伴随南京国民政府的南迁，李宗仁下令解救政治犯及无期徒刑以下的刑事犯，周作人这才迎来了重获自由的可能。

1949年1月，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共产党胜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即将垮台。周作人获释后，南京城里已是人心惶惶。在周作人出狱的那天，周作人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第二天他的学生接他去往上海。

在火车车厢中，他整整不吃不喝地度过了24个小时，才抵达了上海。抵达上海后，周作人在一位学生的家中居住了198日。在那段日子里，他始终在深思自己未来的出路。

在上海解放的前夜，胡适曾两次尝试约见周作人，却均遭婉拒。胡适便通过他人传达心意，提议周作人前往台湾或香港，承诺为他提供教授职位，但周作人仍旧没有接受这一提议。

实际上，周作人之所以拒绝胡适，背后亦有着深层次的原因。早在那之前，他就曾向密友写信，表达了自己希望前往台湾的愿望，并请求对方协助安排。然而，最终未能成行，原因有三：首先，他认定胡适的言辞并不可信；其次，他对国民党政府彻底失望，深恐一旦离开大陆，自己将步白俄流亡者的后尘，沦为“白华”，甚至沦为政治上的废物。

后来，他亦曾动念在上海定居，然而高昂的租房费用让他望而却步。幸而北京尚有他的一片栖息之地，经过深思熟虑，他最终决定重返北京。

1949年8月14日，周作人重返北京八道湾的故居。尽管住房难题已得到解决，然而，由于生计无着，他仍面临着严峻挑战。自从成为北大教授以来，虽然他的收入颇为丰厚，但开销同样巨大，以至于几乎没有积攒下什么积蓄。入狱后，他的家产亦被充公。此时此刻，他唯有靠卖文为生，维持生计。

因此，他在翻译诸多作品的同时，也为报刊撰写散文。在此之前，他与鲁迅已决裂，二人关系长期紧张，即便鲁迅先生离世，他亦仅撰写了寥寥两篇草率成章的文章。

然而，时至今日，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投身于撰写有关鲁迅的篇章。于是，他摒弃了身份的束缚，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鲁迅研究的文章创作中。随后，他更是笔耕不辍，成功出版了《鲁迅的故家》与《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两部专著。

周作人素来未曾动笔撰写有关鲁迅的纪念文章，直至后来却大肆著述，此举亦引发了诸多人的讥讽。然而，在生活的重压之下，他不得已而为之，只得借助鲁迅的生平故事换取生计。此后，有人曾提议他将所收藏的鲁迅遗物捐献给国家，但周作人却婉拒了这一提议，声称愿意逐步展露，用以换取金钱。

周作人曾出示若干鲁迅先生的遗物，以此作为其子得以进入北京图书馆工作的交换条件。

自国家成立之际，周作人亦曾致信周恩来同志。追溯至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曾亲临拜访，毛主席亦曾登门造访，基于这段深厚的渊源，他遂决定提笔向周恩来同志写信，恳求其恩准，协助其安排一份工作。

周总理随后将周作人的来信转呈给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审阅后表示：“提及文化汉奸？他并无杀人放火之罪。周作人通晓希腊文，而现在精通此语言的人已不多见。应加以培养，让他从事翻译工作，未来用于出版事宜。”

此后，周作人致力于翻译日本及古希腊的文学佳作，并陆续出版了多部关于鲁迅的回忆录。此举不仅为他带来了一定的稿酬，而且正值解放初期稿酬标准达到历史最高峰的时期。

自1960年始，他开始以预支稿酬的方式，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获得400元的生活津贴。至此，周作人的生活费已超越了一级教授的薪酬，而一级教授在全国范围内实属寥寥。在致曹聚仁的信中，周作人亦坦诚表示：“实际上，政府对我是颇为优待的。”

然而，这些收入尚不足以覆盖他的开销。他曾向香港的报刊投稿，以此赚取稿费，用以填补财务上的不足。

自1965年起，周作人晚年的生活水准明显可分为两个时期，其中1965年之前的收入显著高于此后。

1966年，随着人文社取消每月200元的稿酬，他因缺乏公费医疗而陷入了治病的经济困境。随后，因牙齿状况恶化，他每日三餐不得不以臭豆腐佐餐，仅以玉米面糊糊充饥。这段经历使得他的晚年生活笼罩在凄凉之中。